關注香港移民聆聽香港故事:船緩緩航行在大嶼山以西,海風徐來,水波不興。洪家耀坐在二層船首,舉著望遠鏡搜尋目標,旁邊他的同事集中精力盯著近處,同時手握筆,以便隨時記下時間、位置、船速和海面情況等。

 

 

“那邊!那邊!”忽起小小騷動,馬達熄滅,有人報出一連串編號。不遠處停著一艘漁船,漁民們正在收網,周圍水面不時閃現一抹抹粉紅。在場的人迅速拿起相機,循著吐氣聲,捕捉就像在跟人捉迷藏的靈動身影,一只接一只,三三兩兩,成雙成對……

盡管在海上見到海豚數千次,大多數情況只是匆匆一瞥,但每次相遇都讓洪家耀感到興奮。

“因爲真的鍾意嘛,這個騙不了人、不能強迫自己……我甘願做海豚的仆人。”洪家耀脫口而出。這位鯨豚專家、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自1998年開始研究中華白海豚和江豚——兩種在香港水域安家已久的“原住民”。

中華白海豚人稱“海中大熊貓”,是1997年香港回歸慶祝活動的吉祥物。它們的體色隨年紀增長而轉變,剛出生時呈深灰色,其後變爲密密麻麻的斑點,到了青年及成年階段,斑點漸少,慢慢露出通身淺粉色。洪家耀說,只有生活在華南沿岸的種群才有如此顔色變化。

江豚則是洪家耀的“最愛”。在香港,如果說中華白海豚是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的動物明星,那沒有華麗外表、活潑動作的江豚只能位居配角,這激起洪家耀的“恻隱之心”。

洪家耀和同事每周都會出海調查。他們將香港水域劃分12個區塊,再事先設定一些航線,監察主要依特定航線進行。差不多17年來,他們在香港及珠江口辨識超過800條中華白海豚。

不過,過去十年香港的中華白海豚數目明顯減少,由2003年的158條急降至2012年的61條,“意思是2012年香港水域平均每天有61條海豚出現”。

除了一些影響海豚生存的老問題,比如食物匮乏、海水汙染和需躲避海上交通等,近些年海洋精靈們更飽受填海工程及沿岸發展的煎熬。

開頭一幕,海豚之所以追隨漁船、冒險與漁民爭漁獲,洪家耀解釋說,因爲漁網翻出海底不少魚類,並且會抖落一些小魚,海豚們可享受一頓豐盛“快餐”,省卻覓食的力氣。“香港人常說搵食艱難(意即謀生不易),海豚不也是這樣?”

今年2月,一條洪家耀跟蹤了十多年的中華白海豚Ringo擱淺死亡。雖然未到現場,但一看照片洪家耀便認出是自己的“老友”——因爲Ringo頸部有一道凹進去的環形疤痕,推測年幼時曾被網繩纏住頸部,後來雖擺脫但留下勒痕。“不少海豚身上有‘人爲印記’,甚至比Ringo命運更坎坷。”翻開洪家耀提供的相片,果然看到有的海豚背鳍被割斷、有的上颚殘缺。

Ringo早于1995年被發現,當時已全身呈粉紅色,洪家耀推算它終年近40歲,相當于人類的80多歲。“我對它的生活了如指掌。”1997年時,洪家耀曾見到一只幼豚跟在Ringo身旁,但3、4個月後就不見了,猜想可能夭折。

海豚産子後,一般會花上半年哺育幼豚,還要教它覓食及求生技能,母子形影不離,幼豚大概兩、三年後才能離開母親獨立生活。過去的經驗告訴洪家耀,香港中華白海豚幼豚的存活率不足五成。

得知Ringo離世,他不免傷感。“剛好我姨媽最近過身,我不禁想,我見Ringo比探望姨媽還多,同它們的感情很深,”他歎了口氣,“這些年一邊做海豚研究,一邊發現它們的生存環境越來越差。”

擁有博士學位的洪家耀,沒有把自己定位爲學者,他自稱從事環境保育工作,研究也爲推動保育。“就像踢場足球賽,有前鋒、中鋒和後衛,我們是前方沖鋒陷陣的。”

對認爲經濟利益淩駕一切的人或組織來說,洪家耀大概要被列入黑名單。他參與了一些發展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工作,每當面臨抉擇,都會站在海豚利益一邊。不是沒有壓力,洪家耀多次夢到海豚被困,或自己被阻撓環保工作的人追趕,“醒來時渾身冷汗”。

當記者追問他守護海豚的驅動力是什麽,洪家耀說,與其說他的工作針對海豚,不如說是針對人——改變人的思維、價值觀和行爲。洪家耀與大名鼎鼎的黑猩猩研究者珍·古道爾(JaneGoodall)相識。“她讓我震撼的一句話是,每個人每天都能帶來改變。”

洪家耀曾近距離觀察海豚爲剛出生的寶寶慶祝的場面:母豚和一些海豚長輩圍著幼豚團團轉,時而躍出水面,幼豚則努力練習水上呼吸,母豚會上前協助,用長長的吻部將幼豚托出水面,或反過身來將它頂在肚皮上,讓它稍作休息。洪家耀當時感動于這種舐犢情深。

後來有了自己的孩子,他體會到“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使命感。“相信兒子長大成人後,我能自豪地對他說,爸爸已盡最大努力保護香港的海豚和海洋,問心無愧了,未來就靠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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