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塔1959年生于里斯本，1970年代就读于里斯本大学历史系，但他很快放弃了历史学，转向电影专业，进入葡萄牙高等电影学院学习剪辑和导演。大学毕业后，这位博学的高材生长时间在电视台从事助理导演和摄影工作。1989年，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血》完全采用黑白摄影，上映后一鸣惊人。1994年，他的第二部剧情片《落入俗世》以精致得近乎完美的视觉探索，刻画了葡萄牙社会底层人的生活，赢得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在《骨未成灰》之后，科斯塔不满足于仅在电影语言上的苛刻追求，转向了纪录片，拍摄了《旺坦的小屋》，影片记录了葡萄牙里斯本郊区的外裔移民和底层人的生活。科斯塔新近代表作是《前进青春》，片名又被翻译为“回首向来萧瑟处”，与《骨未成灰》和《旺坦的小屋》在素材和美学上有延续性，都以葡萄牙里斯本贫民聚居区的普通人为主人公，用非职业演员表演和拍摄，合起来被称为“方泰尼亚三部曲”，还把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融入精致完美的古典主义视觉风格中。
《前进青春》的剧情很简单，居住在葡萄牙里斯本郊区的非洲移民后裔文图拉，在被妻子克洛蒂尔抛弃后，始终对她念念不忘，他时常光顾曾经居住的外裔移民贫民区，向那里被他视为“孩子”的人们反复讲述他和妻子的往事，以及妻子留下的那封信。此时的贫民区即将拆迁改造，文图拉搬进了崭新的住宅小区，然而现代化的小区和崭新的住房没有带给他快乐，让他更经常想起妻子、往事和“孩子们”，他也更加孤独。
《前进青春》拍摄的居民区就是科斯塔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片中那位代养婴儿的妇女就是《旺达的房间》中的主人公母子。影片以老黑人文图拉为线索，讲述了他与妻子分开后的失落和迷惘。他漫游在居民区中，长时间地对着那里的人们复述他的遭遇和失落，伴随着他的脚步，我们看到这里从衰败破旧的贫民窟到新兴福利小区的变化。从旧的狭窄的工人餐厅到搬入新居的旺坦的房间，从条件简陋的厂房到文图拉明亮得刺眼的新房，在科斯塔眼中，这种新旧变迁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快乐，过去虽然狭小、简陋、寒酸的贫穷，但是那里有贫民区人与人独特的交往方式，有他们的生活记忆和情感，新建的楼群让他们从物质上摆脱了贫穷，也把他们隔离起来，激发了无数乡愁。老黑人文图拉遇到一个又一个过去的人，他们被新的空间隔绝了，整日只能坐在家里面对小小的电视屏幕来消磨时光。文图拉妻子的那封信是人们对旧式生活的共同经验，他读信时语调平静，却难掩忧郁与无奈。
科斯塔用纪录片的美学理念刻画这个贫民区的新旧变化，文图拉成为贯穿不同环境与各种微小个体生活的“结点”，他是一个因失去妻子而陷入狂想的老人，他是这个贫民区的象征，这个贫民区都是非洲岛国佛得角共和国的移民。他迷失于失去妻子的迷惘，也迷失于新旧交替的葡萄牙社会。他把过去生活在一起的朋友们称为“孩子”，这些人有白人也有黑人，有妇女也有工人，说明他把这里的所有人看作家人。影片采用较为单一的形式一遍一遍地重复老人的讲述，通过他在不同场景的重复，我们仿佛看到了里斯本生活空间的历史，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孤单。这种狂想结构也为影片的主题提供了深层寓意：非洲后裔为葡萄牙做出的贡献与他们在现实中的边缘化倾向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进青春”其实是佛得角共和国共青团的一句政治口号，但这句口号在影片中已完全丧失了实际的政治含义，这个题目假借了“佛得角人的乌托邦联想”，对后殖民时代的葡萄牙社会进行了反思。科斯塔把这个佛得角独立运动时代的乌托邦口号与佛得角移民后裔在葡萄牙的现实生活进行对比，让影片平添历史厚重感。从这个角度看，影片中的一场戏显得意味深长。文图拉，一个殖民地移民的年迈黑人，坐在殖民时代风格的豪华沙发上，背靠着殖民时期的典型贵族肖像画。在这个画面里，后殖民时代的现实进入到殖民时代的情境，唤醒人们穿越历史来反思影片中底层人的生活本质。
尽管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影片体现出的美学野心仍令人叹为观止。科斯塔大量运用近乎摄影术的定机位长镜头，极有耐心地拍摄了非专业演员的即兴谈话，记录他们散漫的动作和单调的生活片段。尽管是一部贫民窟题材电影，但科斯塔在画面构图、摄影和美术上的完美主义追求，以及整体电影语言上激进而偏执的艺术观念，在当今电影界堪称独树一帜。影片富有诗意缓慢的节奏和普通观众难以忍耐的时间长度，也让这部影片显得特立独行，会让普通观众感到晦涩费解，很难获得观赏乐趣。但这正是艺术家佩德罗·科斯塔的意图所在：艺术曾经为贵族服务，现在的电影为优越生活的白人中心主义趣味服务，他则要为这些单调、重复、平庸的底层人服务。影片在视听语言上的创造力是令人兴奋的：画面层次丰富，影调分明，反差强烈，构图新颖，色彩饱满，用如此尽善尽美的电影语言，去刻画底层社会生活，无论在纪录片领域还是剧情片领域，科斯塔都是首开先例，让我们看到电影语言的力量没有被商业电影的泛滥而穷尽。这种“贫民区美学”与纪录片常见的冷静、直接和真实影像有明显的区别，“接地气”的底层之底层、社会“现实中的最现实”，以精雕细刻的完美主义洗印在昂贵底片上，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争议。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朗西埃受到这种风格的启发，在书中称其为“诗学中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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