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边!那边!”忽起小小骚动，马达熄灭，有人报出一连串编号。不远处停着一艘渔船，渔民们正在收网，周围水面不时闪现一抹抹粉红。在场的人迅速拿起相机，循着吐气声，捕捉就像在跟人捉迷藏的灵动身影，一只接一只，三三两两，成双成对……
尽管在海上见到海豚数千次，大多数情况只是匆匆一瞥，但每次相遇都让洪家耀感到兴奋。
“因为真的钟意嘛，这个骗不了人、不能强迫自己……我甘愿做海豚的仆人。”洪家耀脱口而出。这位鲸豚专家、香港海豚保育学会会长自1998年开始研究中华白海豚和江豚——两种在香港水域安家已久的“原住民”。
中华白海豚人称“海中大熊猫”，是1997年香港回归庆祝活动的吉祥物。它们的体色随年纪增长而转变，刚出生时呈深灰色，其后变为密密麻麻的斑点，到了青年及成年阶段，斑点渐少，慢慢露出通身浅粉色。洪家耀说，只有生活在华南沿岸的种群才有如此颜色变化。
江豚则是洪家耀的“最爱”。在香港，如果说中华白海豚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动物明星，那没有华丽外表、活泼动作的江豚只能位居配角，这激起洪家耀的“恻隐之心”。
洪家耀和同事每周都会出海调查。他们将香港水域划分12个区块，再事先设定一些航线，监察主要依特定航线进行。差不多17年来，他们在香港及珠江口辨识超过800条中华白海豚。
不过，过去十年香港的中华白海豚数目明显减少，由2003年的158条急降至2012年的61条，“意思是2012年香港水域平均每天有61条海豚出现”。
除了一些影响海豚生存的老问题，比如食物匮乏、海水污染和需躲避海上交通等，近些年海洋精灵们更饱受填海工程及沿岸发展的煎熬。
开头一幕，海豚之所以追随渔船、冒险与渔民争渔获，洪家耀解释说，因为渔网翻出海底不少鱼类，并且会抖落一些小鱼，海豚们可享受一顿丰盛“快餐”，省却觅食的力气。“香港人常说搵食艰难(意即谋生不易)，海豚不也是这样?”
今年2月，一条洪家耀跟踪了十多年的中华白海豚Ringo搁浅死亡。虽然未到现场，但一看照片洪家耀便认出是自己的“老友”——因为Ringo颈部有一道凹进去的环形疤痕，推测年幼时曾被网绳缠住颈部，后来虽摆脱但留下勒痕。“不少海豚身上有‘人为印记’，甚至比Ringo命运更坎坷。”翻开洪家耀提供的相片，果然看到有的海豚背鳍被割断、有的上颚残缺。
Ringo早于1995年被发现，当时已全身呈粉红色，洪家耀推算它终年近40岁，相当于人类的80多岁。“我对它的生活了如指掌。”1997年时，洪家耀曾见到一只幼豚跟在Ringo身旁，但3、4个月后就不见了，猜想可能夭折。
海豚产子后，一般会花上半年哺育幼豚，还要教它觅食及求生技能，母子形影不离，幼豚大概两、三年后才能离开母亲独立生活。过去的经验告诉洪家耀，香港中华白海豚幼豚的存活率不足五成。
得知Ringo离世，他不免伤感。“刚好我姨妈最近过身，我不禁想，我见Ringo比探望姨妈还多，同它们的感情很深，”他叹了口气，“这些年一边做海豚研究，一边发现它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
拥有博士学位的洪家耀，没有把自己定位为学者，他自称从事环境保育工作，研究也为推动保育。“就像踢场足球赛，有前锋、中锋和后卫，我们是前方冲锋陷阵的。”
对认为经济利益凌驾一切的人或组织来说，洪家耀大概要被列入黑名单。他参与了一些发展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工作，每当面临抉择，都会站在海豚利益一边。不是没有压力，洪家耀多次梦到海豚被困，或自己被阻挠环保工作的人追赶，“醒来时浑身冷汗”。
当记者追问他守护海豚的驱动力是什么，洪家耀说，与其说他的工作针对海豚，不如说是针对人——改变人的思维、价值观和行为。洪家耀与大名鼎鼎的黑猩猩研究者珍·古道尔(JaneGoodall)相识。“她让我震撼的一句话是，每个人每天都能带来改变。”
洪家耀曾近距离观察海豚为刚出生的宝宝庆祝的场面：母豚和一些海豚长辈围着幼豚团团转，时而跃出水面，幼豚则努力练习水上呼吸，母豚会上前协助，用长长的吻部将幼豚托出水面，或反过身来将它顶在肚皮上，让它稍作休息。洪家耀当时感动于这种舐犊情深。
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体会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使命感。“相信儿子长大成人后，我能自豪地对他说，爸爸已尽最大努力保护香港的海豚和海洋，问心无愧了，未来就靠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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