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的公民观念——政治角色认同

关注希腊投资移民，关注希腊生活圈。跟随智者的脚步，领略他国风情。公民作为一种政治身份，最早出现于希腊城邦政治结构之中。希腊文的“公民”(polites )一词就由城邦(polis )一词衍生而来，其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所谓公民观念，主要指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和政治角色及由此而来的权利义务的认知，对他们与公民团体即城邦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希腊人的公民观念是公民观念的原始形态。不过，对二千年前公民观念的研究无法采用现代的问卷调查方法，我们只能根据史料记载的希腊公民的政治行为、他们创建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方式以及他们的思想代表所阐述的政治哲学来发现他们的政治观念。公民的政治行为是公民观念的外在表现，城邦民主制度是其物化形态，而希腊政治哲学则是其理性的提炼与升华。

希腊城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国家形式。其外表特征在于其小国寡民的规模，其本质特征在于其社会政治结构，即它是公民的自治团体，是公民在共同法律下分享共同生活和权利义务的政治体系。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进行过经典式的概括。他指出，判别一个城邦，不是以人口、城垣等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由公民组成。“城邦正是若干公民的组合。”“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⑴所以，公民是构成城邦的基本要素，他们是“属于城邦的人”。君主制下的臣民也属于国家，但因为国家属于君主，所以他们归根结底是君主的臣仆，而公民所归属的国家是公民共同体，他们是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任何个人的臣仆。这是公民概念的原始含义。

不过，希腊公民只是城邦居民中一种特殊的身份团体。一般说来，只有纯属本邦血统的成年男子才能成为公民。这样，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就被排除于公民团体之外了。不过，在城邦演进过程中，公民资格也有变化。城邦形成之初，往往只有贵族或具备一定财产资格的人才能成为公民，下层平民在城邦民主比较发达的时代才获得公民权。有的时候，因贫穷等原因不能履行公民义务者就会失去公民权。当战争危机或公民人数不足时，还往往吸收外邦人和被释奴隶加入公民团体。不过，这些变例并不影响公民的实质意义。城邦是公民共同体，只有公民才属于城邦。获得公民资格，就意味着成为城邦的一分子，而没有公民资格的居民虽然生活于城邦中，但不属于城邦。希腊人称呼“雅典人”、“斯巴达人”的时候，他们指的仅仅是雅典或斯巴达的公民，不包含其他居民。外邦人被视为侨居的客民，妇女和奴隶仅属于家庭成员。公民在一生中，依次成为家庭和村社的成员，成年后，经过庄重的仪式取得公民资格，这时他才进入城邦公共生活领域，成为属于城邦的人。公民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公民对自己“属于城邦”这种政治角色的认同。

希腊的公民身份只是少数人的一种特权，在与其他无公民权居民的对照中，公民的身份和地位才鲜明地凸现出来。与邦内其他居民相比，他们觉得自己属于城邦。与外邦公民相比，也只有这个城邦属于他们。这种感觉十分真实。他们个人的安危荣辱，首先取决于城邦的命运。当城邦灭亡时，首要的受害者是他们，奴隶依然做奴隶，外邦人依然是外邦人，他们却失去了公民特权。失去了城邦，他们就沦为奴隶或外邦人，有时还遭到集体屠杀。城邦强盛，首先得益的也是他们。别的好处且不说，他们最珍爱的自由是只有在自己的城邦里才能得到的。所以公民观念首先是一种特权观念。

公民的这种特殊身份，是部落向城邦演进过程中部落成员保留下来的一项“历史权利”。在城邦形成之前，部落成员间的血缘纽带被视为神圣的，血缘部落与外人之间的界限非常严格。同一血缘集团的人自视为一个“自然”的整体。这种“自然”的整体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又被其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所加强。部落有自己崇奉的神，有自己的神坛、圣火和祭司。其神垣只有本部落的人才能进入，其公餐(神餐)和佳节也只有他们才能参加。部落的神绝对排斥外人，在这方面，有严格的禁忌。神不接受外人的祭享，甚至外人窥见祭仪亦为不祥。⑵这一切都在部落成员与外人之间形成了坚深的界限，也无形中使部落成员产生与部落一体化的感觉。

城邦的共和政治起源于血缘关系，是具有共同祖先的原始家族和部落的联合。由部落演变为城邦，部落成员成为城邦公民，而城邦的宗教仍然是排外的。人们仍然以部落时代血缘和宗教共同体的观念来看待城邦，部落时代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仍然影响着公民的观念。正如法律史专家梅因所说：“在早期的共和政治中，所有公民都认为，凡是他们作为其成员之一的集团，都是建筑于共同血统上的”。⑶尽管在城邦形成和演进过程中，血缘关系逐渐解体，外邦人不断被吸收和同化于同族人中，血缘关系已经变得混杂，城邦远不再是“自然”的了，即使如此，它仍然被视为“自然”的，即血缘的团体。人们仍然以血缘关系的观念来看待公民内部关系。这被梅因称为“最早最广泛的法律拟制”，即在法律上假定这些外来人也来自他们的同一祖先，将所有“属于城邦的人”即公民假定为属于同一血统、同一原始家庭。这是公民团体一方面自我封闭和极端排外，另一方面在公民内部产生对城邦归属感的重要根源。

事实上，在斯巴达，全体公民属于同一祖先的后代这种观念，在城邦形成后的数百年当中仍是真实的。整个公民集团都属于征服者部落的成员。在数百年中，极少有外邦人得到斯巴达的公民权。斯巴达人的生活中也沿续着许多部落生活的习惯，如公社集体所有制、公民内部的平等、公餐制等。与雅典类型的城邦相比，斯巴达实现了更高度的统一，应该与此有关。柏拉图曾虚构了一个“神话”，说城邦的人本为一土所生，互为兄弟姐妹，恐怕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他企图将全城邦变为一个大家庭，每个公民完全融合于城邦整体之中，消除“你的”和“我的”之分的理想，⑷也应该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所以，希腊人的公民观念与近代公民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近代公民观念源于社会契约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是平等独立的个人的集合，公民权是受法律保障的个人权利。然而希腊公民是“属于城邦的人”，他们也就没有与城邦分离的意识和要求。在他们的心目中，“公民资格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分享什么。这很像是处于一个家庭成员的地位”。⑸在西方，权利概念形成于罗马私法，希腊人还没有权利观念，他们所谓公民权，只是指公民资格或身份而言，还不是一种个人权利。

公民集团的狭小及其封闭性和排外性，犹如恒星塌缩带来物质的高度凝聚和密集一般，带来了城邦内部紧密的生活，这无疑又强化了公民内部一体化的心态。他们把城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自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没有独立的价值，他的价值依赖于整体。他的财产、家庭、利益、荣誉、希望，他的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他整个的生活甚至死后的魂灵都属于城邦、系之于城邦。在城邦中，有他的一切，失去城邦，便失去一切。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说：“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是最可靠的庇护所，其中有着一切。如果它安全，就一切都安全;而如果它被毁坏，就一切都被毁坏了。”⑹所以公民们拚死维护城邦的独立和自主，与城邦共存亡。在城邦间的战争中，战胜者有时要将城邦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杀掉。在城邦内部政治生活中，人们往往围绕着公民权展开殊死斗争。享有公民权的十分珍惜它、维护它，没有公民权的要得到它，失去公民权的要恢复它。公民权诚然能给公民带来某些实际利益，然而也使他们承担沉重的义务。这种义务有时甚至会使他们破产和丧命。所以他们争取公民权不仅是争取由公民权带来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得到公民身份，从而使自己不被排斥于城邦之外。这种属于城邦的感觉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十分重要，受到褫夺公民权和驱逐出城邦的处分，其严厉程度仅次于判处死刑，因为它等于剥夺了一个人的精神生命。

城邦在公民心目中如神物一般。公民们赋予它绝对的政治、宗教和伦理权威，能够全面地支配和干预个人生活。公民的肉体与精神、个人与家庭、财产与婚姻，都受城邦的统制。个人是城邦的工具，生为城邦，死亦为城邦。这在斯巴达最为明显。即使在雅典也是如此。据当时人描述说，雅典人认为他们的身体“是给他们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而他们培养自己的智慧，“其目的也是为着要给他的城邦作一点显著的事业”。⑺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声称，“我们不应假想任何公民可私有其本身，我们毋宁认为任何公民都应为城邦所公有。”⑻他认为，甚至公民企图自杀都应受到惩处，因为它使城邦丧失一个公民。⑼每个公民从出生起，城邦就是他的最高监护人，要按城邦的需要来抚养和教育。于城邦无用的残疾人没有生存的权利。传说中的斯巴达立法者莱库古就不允许父母按自己意愿养育后代。孩子生下后，要由部族里的长者代表国家检查婴儿，如果孩子瘦弱畸形，就丢弃到山里不准抚养。⑽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设计的理想城邦中，都肯定了这一做法。⑾一般希腊城邦都禁止不婚，斯巴达还进一步惩罚晚婚。结婚不是公民私人事务，它是公民为城邦生育下一代公民的责任。个人的财产永远受城邦的支配，公民的教育、生活方式，甚至服饰、饮酒、娱乐等，都受城邦的控制。一切都按城邦的需要来安排，为了城邦，个人要作出无条件的牺牲。个人还必须斩断自己的一切私情，完全以城邦的利益为依归。据记载，斯巴达在一次战役中失败，公民死者甚多。消息传到国内，战死者的父母对于公众必须笑容满面，庆幸其他人的子女生还，而已知其子幸免于难即将相见者，则必须哭泣，为其他人失去儿子而悲伤。人的自然感情竟能如此倒置，可见公民融入城邦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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